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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教育(第十八章)  

2016-02-18 14:20:21|  分类: 教育经典著作(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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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大学的观念

 

雅斯贝尔斯著 邹进译

 

    一、作为特殊学校的大学

大学也是一种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

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而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大学生们总是潜心地寻觅这种理想并时刻准备接受它,但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时,他们便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而无所适从。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他们就必须经历人生追求真理的痛苦磨难去寻求理性的亮光。

我认为,大学的理想始终存在着,只要西方国家的大学还把自由作为其生命的首要原则,那么实现这种理想则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依赖于了理解这一理想并将它广为传播的单个个人。

年轻一代正因为年轻气盛,所以从其天性来说,他们对真理的敏感程度往往比成熟以后更为灵敏。哲学教授的任务就是,向年轻一代指出哪些是对思想史作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不能让学生们把这些哲学家与普通的哲学家混为一谈。哲学教授应激励学生对所有可知事物、科学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真实性持开放的态度,并通过自己对此所做的彻底深入的思考和演讲,激发学生去把握和深思。哲学教授应生活在大学的理想之中,并且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创新、去建设和实现这一理想,他不必讳言知识的极限,但是他要教授适当的内容。

二、危机与振兴

由于众多大学并存的现象,造成了毁灭真正学术的趋势,因为学术研究为了拥有读者,只好投其大众所好,而大众往往只顾及实际的目的、考试以及与此相关的东西。受其影响,研究工作也只限于那些有实际用途之物上,于是,学术就被限制在可了解、可学习的客体范围内,本来应是生存在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的大学,这时也变成了普通的学校。另一方面,固定的学习计划解除了单个个人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发展之路上所要经历的危险,但是,缺少这种在精神自由中的冒险,也就失去了独立思想的可能性本源,而仅仅剩下发达的专业技巧而已。也许他仍可称为具有广博知识的研究者,但理想中的人物是具有独到精辟见解的学者,而并非是那种掉书袋的研究者。当人们开始分不清这两种人时,那便是大学衰退的信号。

本真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贵族事业,只有极少数人甘愿寂寞地选择它。原初的求知欲是对人生而俱来的挑战,但仅仅依凭这种求知欲就不可能有科学的风险。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今天,这正献身于学术研究的人是需要勇气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但有史以来研究工作就不属于普通人所能从事的工作。一个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需要时,才算是真正参与学术研究。科学的危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的危机,是人们不能以无限的求知欲面对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危机。

目前整个世界上弥漫着对科学的错误看法。科学享受这过分的尊重,由于现实生活秩序只有通过技术才得以治理,而技术则通过科学成为可能,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但是,科学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人们仅仅钦佩科学的成就,却并不明白科学的奥义,因此,这种盲目的信仰只能变成迷信。真正的科学是一种智者的知识,假如把信仰科学的焦点集中在科学技术的成果上,而不去了解其方法,那么在这种错觉中,迷信就形成了真正信仰的赝品,人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仿佛是固定不变的科学成果上。对科学的迷信导致了:对一切事物的了解都是乌托邦式的,认为科学技术无所不能,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人类从此可以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把凡是理性思考的内容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信条。这种迷信的力量几乎侵蚀了所有人的心灵,包括学者在内,这种迷信在某些个别情况下似乎被克服了,但总是一再出现,并在相信这种迷信的人与本真科学的批判理性之间撕开了无底的深渊。

然而,对科学的迷信很容易造成对科学的敌意科学的迷信会变成迷信一些否定科学的势力,因为它误认为这些势力可以扶助科学。谁要是相信科学全能,谁就会在专家面前不再运用自己的思考力,但当这些专家也无力解决问题时,他就会失望地离开专家,而走向真正的科学骗子。因此,迷信科学和欺骗术在本质上是类似的东西。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把真正的科学精神带进实际事物的思考之中,这是自我存在衰退的现象。在这种杂乱不堪的迷信烟雾中,交往是不可能的。迷信破坏了真正知识与本真信仰的可能性。

三、大学改革的任务

大学的建立、研究机构的设立、开设讲座、修建图书馆、增加教师的人数、关心学生的生活,以使他们能把全副精力用于学习上,上述的一切都属于物质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必要的资金加以解决。人们的视线一再被引向什么是所需的强有力手段上,这一手段尤其与整个学校制度相关联。

对于德国民族的未来来说,教育比军队更为重要,因为不成功的教育管理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直要影响几十年。然而,此刻的亲在则完全系于在一个以武力相威胁的世界里被保护的程度如何,因此政治家、议会和政府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军队上,而不重视教育制度。教育和军队这两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社会政治,而社会政治家为了获得选民的投票,不惜一切给所有组织的国民小恩小惠以收买人心。而对整个教育制度的关注却退到后台,什么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精神和道德未来最为重要的事,在目前的政治家眼里,是最无关紧要的。

我们可以假定,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治理国家的措施是有一定数量的政治家提供的,这尽管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却并不是事情本身之使然。设法获得某一手段是国家的事情,关键却在于怎样运用这一手段。因此,大学改革只能由大学大学的人们来决定。

这里涉及到两项任务:首先是必要的建筑设施、教授、讲师和助教之间的分工、大学组织的改造和权力分配、以及行使职权等等;其次是重新标举大学的力量和观念,因为大学已到了自身消解的地步。这两项任务不能相提并论,重新确立大学的观念是首要任务,那么,在新的境况下,真正实行大学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大学的组织形式的完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几次的大学组织移植过程中,大学名称虽然保留住了,而大学却走向了真正的毁灭。

对法律、个人负责形式的思考,以及如何改变权力机构、教学类型和课程,尽管必须看准可把握的目标,但是也要在光明中寻找批判的基础,真正寻觅到实现精神生活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道路。这两项任务不能相提并论,而只能同时并举,对此,人们一方面要首先考虑采用达到目标的手段,另一方面是反思大学本身所应具有的基本特点,这种特点是任何人和计划都不可能填补的,而只有通过单个的研究者、教师和学生的亲在反映出来。大学的组织机构只能为此提供机会,但其特点并不会从中自发地产生出来。

从大学改革的双重观点来说,与这两项任务不可分离的,一是大学组织和建设的外部改造,二是为赢得大学观念新形态的思维方式的内在转变。单纯以课程来实现知识的供给那就将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同样的,单纯的观念玄思也将造成乌托邦式的狂热。怎样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大学的命运。

精神贵族是从各阶层中产生的,其本质特征是品德高尚、个体精神的永不衰竭和才华横溢,因此精神贵族只能是少数人。大学的观念应指向这少数人,而芸芸众生则在对精神贵族的憧憬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

但是,由于精神贵族只能在民主社会中得到承认,而不是出自自我的要求,因此大学必须为他们提供机会。大学就要求在成绩和个性方面都十分突出的人才,这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才构成了大学生命的条件。

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的更新要与整个人类观念的改变联系起来把握,其结果仿佛会导致国家观念的觉醒。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懂得怎样运用权力,唯其如此,国家的意义才能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日常思维方式中。如同所有精神生活一样,国家不断校正自我的形象,在精神的斗争中显示出自由,精神通过共同的任务存在于与它相联的对立面中。这样的国家充满了尊重知识的气氛,因此,在大学的精神创造中不仅要寻求最透明的意识,而且还要寻找国民教育的根源。

四、大学教师的尊严

大学教师首先应是研究者。他们所面对的不再是小学生,而是成熟、独立和精神已有所追求的年轻人。大学教师要以身作则,指导学生,让他们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如果想把大学教师当做教书匠来用,那就错了。

虽然很多教师喜欢那些不如自己的乖学生,但是每个教授应该有一个基本原则,允许那些有潜力,至少可以达到自己成就的学生进入博士班,而且注意发现比较优秀、能超越自己的学生,这种学生才值得帮助,即使不是自己的学生,也该去帮助他。

五、学生的自由与责任

大学生是未来的学者和研究者。即使他将来选择实用性的职业,从事实际的工作,但在他的一生中,将永远保持科学的思维方式。

原则上,学生有学生的自由,他再也不是一个高中生,而是成熟的、高等学府中的一分子。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的人格,就要让青年人勇于冒险,当然,也许他们有懒惰、散漫,并因此而脱离学术职业的自由。

如果人们要为助教和学生订下一系列学校的规则,那就是精神生活、创造和研究的终结之日。在这种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人,必然在思维方式上模棱两可、缺乏批判力、不会在每一种境况中寻找真理。

假如我们希望大学之门为每一位有能力的人敞开,就应该让全国公民,而不是某些阶层中的能干人拥有这项权利。这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些需要特别技巧应付的考试而淘汰了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人。

通过一连串考试,一步一步地抵达目的地,这种方式对不能独立思考的芸芸众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而对有创造精神的人来说,考试则意味着自由学习的结束。大学应始终贯穿这一思想观念:即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为的是自己将来去检验和决定。谁要想找一位领导者,就不该进入大学的世界,真正的大学生能主动地替自己订下学习目标,善于开动脑筋,并且知道工作意味着什么。大学生在交往中成长,但仍保持其个性,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敢拿自己来冒险的个人。这种冒险既是现实的又必须带有想象力。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被召唤成为最伟大的人。

最后一关是考试,而考试只是在证实已经发生的事情:学生运用他的自由对自我作出选择。如果经过严格条件挑选出来的大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仍要走一条由学校规定、控制的安稳之路,然后达其终点,这就不成其为大学了。高等学府的本质在于,对学生的选择是以每个人对自己负责的行动为前提,他所负的责任也包括了到头来一无所成、一无所能之冒险。在学校里让学生在精神上做这样的选择是最严肃的事情。

精神贵族与社会贵族迥然相异,每一个有天赋的人都应该寻求读书的机会。

精神贵族有自己的自由,不论是在达官贵人或工人群中,在富商人家或在贫民窟里,均可发现他们,但不论何处,精神贵族都是珍品。而进入大学学习的年轻人便是全国民众中的精神贵族。

精神贵族与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风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订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

在我看来,学生联合会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因为它在大学生活中开创风气,享有最高的威望。但它却牵涉到学生生活和学习的自由问题,学习的自由只能在自身精神发展的进程中、人与人之间自发的友谊和自我意识中建立起来。而学生联合会是一种强制性联盟,它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如果人们不是从精神冒险和对学习生涯自我负责中萌发自我意识,而是听任所偏好的社会为自己定下生活目标,屈从于老一辈人的幸福观;如果人们不是独立地去思考,而是让传统的观念烙下印记,那么,这些传统观念将取代年轻人所特有的精神躁动感。由于从事学生会工作的学生没有时间去经历艰苦的精神生活,因此我敢肯定地说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大学生。我青年时代的经验和以后的观察教会了我,怎样从大学生会组织中看出德国大学所面临的厄运。在这样的组织里已再也嗅不出精神的气味,而精神恰恰正是引导青年进入成熟期的基础。学生会组织也再无真正的教育可言,而是一种社会类型的翻版,而我本人则最痛恨这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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