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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本色

——人生各不相同,全在于思想!

 
 
 

日志

 
 

【好文收藏】我对哲学的理解  

2016-12-22 08:27:43|  分类: 经典收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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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哲学的理解

——基于对九篇论文的讲解

作者:孙正聿

 

去年我过生日,做了一本我指导的学生的通讯录,里面共有99人,今年又招了一位博士生,正好满一百位。

现在,随着年龄增长,不是特别愿意说话。但是,总希望有机会和自己的学生聚一聚,把我的想法和大家交流,所以请大家过来。虽然是自己的学生,以这样的名目搞这样的活动,还是首先向大家表示感谢。我对于大家的答谢,主要是想和大家进行交流。去年我主要和大家谈了“送给自己的格言”。今年想更加学术化一些,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来和大家交流“如何做学问”,特别是谈谈我对哲学的理解。

做学问,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思路、体会。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主要是结合我自己的经验来谈一谈。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三个问题,跟大家谈谈做学问的体会。

●第二部分,我选了九篇论文,但我不一一进行解说,结合九篇论文来谈谈我自己做学问的体会,特别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

昨天下午看《读者》,看到马未都的文章,他说“现在人家叫我收藏家,我并不是很高兴。今天的收藏家已经大大背离了收藏的宗旨。现代全社会的收藏基本上已经转变为商业的博弈,至少99%的人是为这个目的而来的”。谁都收藏,但收藏的目的是将来是否可以增值,不是为了欣赏,只是为了增值,多赚钱。他说:“我一个人不可能改善什么,只能保全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头”。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功利时代独善其身》。读了之后确实很有感触:现在做学问大体上跟做收藏差不多。所以,想利用聚会的机会,把我的一些感悟、一些体会、一些经验和大家作一下交流。分成两个部分:

●一、谈三个问题;

●二、集中谈一下我对哲学的理解。

先谈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吉大学派”。

是否存在“吉大学派”?如果吉大哲学是个学派,它是个什么样的学派?这本质上是如何做学问的问题。我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大家谈谈我的看法。

上周五,孙利天老师的一个博士后出站。为什么从它说起?其实和报告的内容没有一点关系,是从它引发我关于“究竟什么是吉大学派”的思考。这个出站报告的题目叫“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当代民营企业家成长研究”。论文我之前没有看过,大致目录、论文翻阅了一下。他说了5分钟,然后提建议。我说,选题我不熟悉,我从来没有研究过企业家精神和当代民营企业家,我提的核心建议是,你要说的不是一般的当代民营企业家,你说的应当是特定的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所以应当加上“中国”两个字。“中国”这个范围如果没有揭示出来,这篇论文要写的内容以及别人对内容的把握就会不清楚。正因为你没有写出“中国”两个字,所以这篇文章究竟、到底、应该着重讨论什么问题,就不清楚了。接着我提了几个建议:

?如果谈中国当代民营企业家精神,第一个问题应该谈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家基本上属于博士毕业,主要是如何想问题。没有“中国”两个字,在把握上是有问题的。如果把“中国”体现出来,就会引发出来中国当代企业家成长必须有的一些内容。你应该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谈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存在,从这入手,才能够谈到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成长的问题。

1.应该谈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实质性的变化是什么?特别与民营企业家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中国搞了市场经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你要讨论的问题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2.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当中,你要特定谈的是民营企业家,而对于国营企业,是否有、是否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两回事儿。我们所有的国有企业相当于副部级的企业、正厅级的企业,他在企业里面扮的什么角色,跟民营企业家是完全不同的定位,这是需要考虑的第三个问题。

3.中国当代民营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和文明、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必须讨论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和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

4.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僵化的、传统的社会里面产生的,它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同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怎样的关系。

5.企业家最重要的规范是现代企业制度,如何能够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它所提出规范性的要求来看待当代民营企业家的成长。

最后,毕竟是一篇哲学方面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必须得有相应的理论背景作为它的基本依据。韩志伟老师非常明确的提出:你是否读过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类似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考虑。

通过这件事情,我要说的是应该如何思考问题。我跟孙利天老师都说,学哲学是这样的:

哲学学好了,触类旁通;学不好,什么也不是。

哲学同别的学科确实不一样,搞实证研究,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一定的数据、一定的案例,就一定可以写出文章。但哲学不是这样。恩格斯说真正的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我觉得恩格斯把哲学说到位了,哲学说到底就是“理论思维”,就是增强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看问题比别人看得全一些,看得远一些,看得透一些,能够见别人所未见,这就叫哲学。所以由这篇论文引出,无论遇到什么课题,哪怕是一个根本没有接触过的课题,如果你有这种哲学头脑,你能够很快地抓住问题的根本,捕捉到常年做这个专业的人可能没有捕捉到的问题。

哲学跟艺术特别接近。人们说哲学是聪明学,但如果学哲学的人不高明,它就不是“聪明学”,而是使人越学越糊涂。我把那样的哲学叫作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反过来,如果把哲学学好了,就可以举一反三、以一当十、触类旁通、无所不至。即使不搞哲学了,无论在哪个领域你都能做到最好,因为你有头脑、有思想。

那么,什么叫吉大学派?吉大学派就是有思想。思想从哪来?首先就是高清海老师所说的“笨想”。

无论是我带的学生也好,还是接触的老师也好,人们最怕的就是“笨想”。不是自己老老实实的,真实的想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是我经常说的,所谓的“凑句子、找例子”,也是复旦大学吴晓明老师常说的“外在的反思”,把原理往例子上一放,把例子往原理上一套。迄今为止,我觉得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不是有没有根本改变,而是根本没有改变,还是采取一种原理加实例的方式,这是最违背哲学本性的。好多人说写文章写不出来,或者写出来没人给我发,原因很简单,不外乎就是凑句子、找例子,编排一通,凑了许多的句子,然后找相应的例子往上套,就是吴晓明老师所说的“外在的反思”。

作为吉大学派,为什么你发言,一听就知道你是吉大的?最根本的,借用胡塞尔的说法——“面向事情本身”。

前段时间,王立老师召开会议,讨论“应得”的问题。我感到,即使把罗尔斯、诺奇克、哈耶克、桑德尔都说了,可能你仍然不知道“应得”的真实含义,因为你没有面向事情本身,没有“笨想”。如果说有吉大学派,好像没有人能够超过高清海老师两个字的概括,就是“笨想”。“笨想”是最难的,“胡想”是最容易的,或者面向本文去想也是最容易的,这两种情况都是最容易的。“笨想”是激活背景知识,没有那样一种很深厚的背景知识,是想不出来的。如果你有背景知识,还没有活化为你的,仍然不会有真实的思想。只有背景知识活化为你自己的,才会有真实的问题,从而形成真实的思想。所以说,什么叫“吉大学派”?就是两个字——“笨想”。在座都是我的学生,我都指导过,你写论文的时候是不是笨想,是否真实想这个问题了,还是被迫的,随意的,或是真的憋出一点想法,我都知道。这是根本的。

现在说“创新”,不是你说出什么新的,而是德勒兹意义上的:赋予概念以新的内涵,在自己时代的水平上,赋予柏拉图说过的、苏格拉底说过的、孔孟老庄说过的东西以新的内涵。这种独到的想法既是有源有本的,但又是特立独行的,这就叫“笨想”。看起来是最简单的东西,实际上是最难的。基于文本的、面向事情本身去思考,能够形成一些真实的想法,这个是最难的。高清海老师80年代写哲学观念变革,到底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矛盾、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哲学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都重新追问,这就叫“笨想”。

吉大哲学有没有学派?确实有,这个学派的优势就是“思想”,这个学派的特色就是“笨想”。

什么叫“笨想”?借用刘丹岩老师的话说:“抓住根子”。最根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只有在“笨想”和“抓住根子”的意义上才是胡塞尔所说的“面向事情本身”,才能够形成真实的“思想”。

大家都在吉大,吉大哲学这方面的优势、特色究竟在哪?其实特别简单:“笨想”,真实的想。由此我认为正如黑格尔的比喻:同一句格言从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孩童嘴里说出来,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关于做学问,关于“思想”,关于“笨想”, 我概括为四个“真”字和“三个积累”:

●真诚,一种抑制不住渴望;

●真实,一种滴水穿石的积累;

●真切,一种举重若轻的洞见;

●真理,一种剥茧抽丝的论证。

哲学研究离开这四个“真”字中的其中一个,都是做不成的。首先第一点必须真诚。我刚才为什么引证马未都那句话,都玩收藏,有几个能达到马未都对于收藏的理解,达到了这种境界,叫收藏,否则就不叫收藏,那叫“换钱”。当然这确实很难。同样,没有这“真”字,谈不上真做学问。第二个“真”:真实,滴水穿石的积累。由此我提出“三个积累”:

●文献积累,得道于心;

●思想积累,发明于心;

●生活积累,活化于心。

只有在三个“积累”的聚焦点上,才能有真实的笨想,三个“积累”缺一个就不会有真实的笨想。没有文献的积累,“笨想”就是瞎想;没有思想的积累,就只是蒙昧的想;没有生活积累,就不是真实的想。

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像我这样生活”。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中国的也好、西方的也好,马克思、恩格斯也好,说了那么多的东西,无外乎都是希望别人“像我这样生活”。我写书给所有的读者去看,希望所有的读者也能这么去生活。但是谁能像你那样生活?所以哲学就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中国人有一句话,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本来就是小人,他不知道有君子的存在,他怎么能不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你说人话,他觉得你说假话,你说鬼话的时候,他认为你在说人话。现在不说钱、不说性,你说学问,会被认为你在装,再大谈马克思、再说人的全面发展,有人会说这是“吃饱撑的”。但问题是这就是社会的需要。所以,我特别欣赏 I.伯林 的那句话,两层意思,他说的都对。第一层意思:“如果一个社会躺在无人置疑的温床上,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慢慢地烂掉”。这说出了哲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个社会要是没有人去作为学者,以一种学术的眼光去看社会,对它进行揭露和批判,这个社会就会慢慢烂掉。但他追加了另一句话,第二层意思:“如果一个社会都是满腹狐疑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个社会也不会存在下去”。由此我想说,学者是这个社会里特定的存在:都是他,不行;没有他,也不行。而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说一下刚刚写完的两篇文字。一个是《学者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是《怀念邹化政先生》。

先说《学者的生活方式》。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我把学者的生活方式概括为四句话:

●一是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身探索;

●二是平常心而异常思,美其道而慎其行;

●三是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

●四是人格上相互尊重,学问上相互欣赏。

做学问,首先要志于斯且乐于斯。志不在此、乐不在此,学问就做不深、做不大。即便著作等身,实难著作等心。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就会在理论与现实的交接点上揭示出值得研究的无限的问题。因此,真正的学者总是觉得有读不完的书,想不完的问题,写不完的思想,就会有一种探究问题的抑制不住的渴望,有一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劲头,有一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追求。“乐此不疲”,这应该是学者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做学问既要有平常心,又要异常思;既要美其道、又要慎其行。没有平常心,总想一鸣惊人,出人头地,就静不下心,沉不住气,既不能苦读,又不能笨想,就丢掉了做学问的大气和从容。有了平常心,就会读出人家的好处,发现人家的问题,悟出自家的思想,形成具有启迪和震撼力量的异常之思。对于学者来说,没有谁一下就有思想、有创见,也没有谁能一下就成名、就著名。学者的成名和著名,大体上是水到渠成的。学者把自己的学问和思想讲出来、写出来就是“美其道”,不光是这样写,这样讲,而且是言行一致,笃志践行,就是“慎其行”。以“平常心”达到异常之思,以美其道而诉诸于“慎其行”,就能造就学术化的人格,并构成人格化的学术,就会形成富有魅力的学问人生,就会真实的发挥学者“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作用。

做学问就要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致力于钻研,不屑于钻营。“钻研”与“钻营”虽一字之差,却道出了“真”学者与“伪”学者的本质区别。从青年时期,我就喜爱鲁迅,爱看他的小说,爱读他的诗歌,更爱引用他的杂文。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有限”。这么几个字,却道出了人生成败、学问优劣的真谛。投机钻营,捣鬼有术,当官或可爬得高一些,经商或可赚得多一些,做学问或可吹得响一些,但最终还是爬不高、摔得重,赚不多、赔得惨,吹不响或得骂名,总之是有效但有限。要把学问做大做好,钻研是不二法门,必须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把学问作为自己的人生。

做学问离不开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批评,需要学者之间人格上的相互尊重和学问上的相互欣赏。闻道有先后,术业在专攻。个人有个人的特色,个人也有个人的专长,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才能交换思想和收获友情。如果对人家不能欣赏,学者就很难长进,学术就很难繁荣。相互欣赏既不是你好我好,更不是吹吹拍拍,而是对他人劳动及其成果的尊重,是对学术研究中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视和信任。隔靴搔痒之赞,与借题发挥之骂,都构不成繁荣学术的相互欣赏和相互批评。反之,只有同情的了解和带有敬意的批判,才能真正的推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才能造就一代又一代的真正学者。

我认为学者最重要的是“志于斯且乐于斯”。

有人问我:“孙老师,什么叫幸福?”

幸福就是一辈子做一件自己既愿意做、又可以做好的事情。反过来说,做了一件你不愿意做,或者虽然你愿意做,但你做不好的事情,那就谈不上幸福。

我今年70岁,总结我的一生,我确实很幸福,因为我一直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应当说做得还不错。做别的,可能我做不好。青年时期喜欢文学,后来知道,作诗,我没灵气,写小说,我不会讲故事,最多写文学史和写文学评论,都不如学哲学。所以说,我一辈子确实很幸福,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不是人人都能如此。但如果做学问,最好是如此,“志于斯且乐于斯”,乐此不疲。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身探索,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学者的生活方式”。

再谈谈我刚刚写完的《怀念邹化政先生》。何谓邹化政?在我所熟识的人中,特别是在我所熟识的学者中,邹化政先生大概是最有“故事”的人。

“有故事”的人,总是与常人有所不同的人。邹化政先生与常人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就是他不大想常人所想之事,不大做常人所做之事,而是痴迷于常人不大想的“思想”(名词)之中,沉浸于常人不大做的“思想”(动词)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学问之树与生命之树乃为一棵树。学问即其人生,人生即其学问。不大理会学问之外的人生,于是邹化政先生成了与常人有所不同的“有故事”的人。

作为学问即人生的邹先生,在我的记忆中,既浮现不出“读书”的邹先生,也浮现不出“写书”的邹先生,而只有“沉醉”的邹先生:

●一是“沉醉”于“冥想”之中的邹先生;

●一是“沉醉”于“授课”之中的邹先生。

每次去先生家,映入眼帘的常常是这样一幅图画:

先生胖胖的身躯挤在并不宽大的椅子里,眼睛似睁似闭,怀里搂着一只懒洋洋的胖猫,略有节奏地微晃着身子,脑袋里翻滚着他的思想。

向他问好,他微微点头;如果你和他谈生活中的人或事,他仍旧一言不发地眯着眼睛“嗯嗯”地回应着;你一说“哲学”,他就会点燃一只香烟,笑咪咪地听你说,有时“嗯”、“嗯”地回应着,有时会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声地说“不对!”至于为何“不对”,他却很少解释。

然而,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每次说的“不对”,却足够你长时间地思考,直到你真正感到自己的“不对”。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醍醐灌顶”吧。

“沉醉”于“冥想”之中的邹先生,除了几位上世纪80年代的学生外,别人是不大见到的。人们所能见到的邹先生,是“沉醉”于“授课”之中的邹先生。

这时的邹先生,立于讲台之上,“怒发冲冠”(先生的头发常常是直立的),“旁若无人”(先生的眼睛总是盯着黑板),“滔滔不绝”(先生的课总是从上课铃响不间断地讲到下课铃响),“慷慨激昂”(先生的思想如放闸之水扑向听课的学生)。

正当人们全神贯注之时,先生却会突然地大笑起来,自得其乐地引用一、二句诗词,有时甚至会用粉笔猛力地敲击黑板,以至于把手指划出血来。下课铃声响起,先生的话戛然而止,昂首挺胸,双手扑打满身的粉笔灰,目不斜视地走出教室,好像是打了胜仗的战士离开战场。

许多人写马克思,叫作“活着的马克思”;一些人写鲁迅,叫作“活着的鲁迅”。能够用“活着的”说法来写某个人,这个人大概总是个“历史人物”,这个人的思想大概总是影响深远的“伟大思想”。把“活着的”用在“邹化政”之前,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是“最后的形上学家”。

读过美国人艾恺写的《最后的儒家》的人都会发现,我的“最后的形上学家”的提法是模仿来的。艾恺把梁漱溟先生称作“最后的儒家”,是因为梁先生不仅是儒家的言说者,而且是儒家的践行者。这样的“知行合一”的儒家,在现代可能是“最后的”。

在当今的“后形而上学”时代,邹化政不仅“形而上”地“思考”着,而且“形而上”地“存在着”,这大概也是“最后的”,于是我把邹先生称作“活着的”“最后的形上学家”。

无论是讲课还是写书,邹先生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靠谱”——讲课不“照本宣科”,写书不“规范引证”。不管是讲康德的“三大批判”,还是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一讲就是半天,从来不读讲稿,就是那么尽兴地讲下去。先生的山东口音很重,如果你能听得懂他的“思想”,跟上他的“逻辑”,你就会全神贯注、高度紧张、毫不懈怠地“听进去”;如果你的“思想准备”不够,跟不上他的“逻辑”,你就会如坐针毡,满脸茫然,“不知所云”。所以,对于先生的课,反应和评价总是截然相反:“听进去”的觉得受益终生;“听不进去”的感到万般无奈。

先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与现在的学者相比,都不算多。尤其是与现在通行的“学术规范”相对照,先生写的书都不算“标准”。无论是影响较大的《〈人类理解论〉研究》,还是知之者甚少的《黑格尔哲学统观》和《先秦儒家哲学新探》,虽然是对洛克、黑格尔和“儒家”的“专题研究”,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先生的“借题发挥”——以“研究”之名而行“独白”之实。所以,对于先生的书,反应和评论同样是截然相反:赞同者为其“思想”而“拍手称快”,拒斥者为其“离谱”而“多有诟病”。

晚年的先生很少讲课,偶有“讲座”,听之者众,明白者寡,以至于开讲时座无虚席,结束时寥寥无几。先生本人似乎并不在意,就是那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仍然像打了胜仗的战士离开课堂,但我还是感到一种酸楚和悲凉。

●究竟是“青年才俊”已经“超越”了先生的“形上之思”,还是现代的时尚抛弃了“形上追求”,我无力评论;但是我想,“创新”总要“离谱”,“思想”总要“异常”, “现实”总要“形上”的关照,“文明”总要有一些“知行合一”的“形上学家”。

●于是我问自己:还会有人像先生这样“活着”吗?我不知道;但在我们(先生的弟子们)的记忆中,有过这样一位先生,有过这样一种“活法儿”。

邹老师今年去世8周年,准备在十周年的时候搞一个活动。利天老师对于邹老师思想的把握,比较全面,比较深入,他会从自己本身的思想、逻辑、思考去说。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清楚我的用意?回应我刚才说的,99%的收藏家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赚钱。我们现在做学问是为什么?做学问不是为别人,首先是自己,自得其乐。对自己“有意思”,才有可能对别人“有意义”。你学进去了,觉得有意思,你觉得这种生活有意思,比干什么都有意思,越老越是这样。

那天听说周有光先生逝世了,我感到很震惊,到百度去查,说“周有光先生逝世”是谣言,“老先生今年111岁,去年还在与记者讨论”。先生104岁时,还在北师大讲座。为什么周有光先生111岁还活得这么精神?还有杨绛先生,年逾百岁还写出《走到人生边上》?万物皆备于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中国人现在物质生活不是问题,大体上都可以过得下去,只是好一些、差一些。关键看内在是否有东西。如果内在有东西,走路也是可以抬头挺胸的。在座的,基本上都是在搞学问,既然做学问,就希望你们做得好一些,让我们怎么能够活得好一些。

我本来不愿意过生日,但总希望大家把学问做得好,希望大家活得好,看着大家就乐呵。这回不是交流人生体验,是交流学问体验。

在当代的中国,仅就哲学说,可以称之为学派的,除了吉大之外,很少能够说出来。

我不是说人家做得不好。人家的好多东西是我们做不出来的。但是,能够有一个学术的传统,有一个灵魂性东西的的确不多。高老师、邹老师他俩完全一样,就是“笨想”,面向事情本身,真憋出来的。有些东西,怎么为好?不好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这几个东西:

1.我不会说洋话;

2.不会跳洋舞;

3.不会开洋车。

但是不会有不会的好处,我本来还可以再集中精力去背背英语,最后觉得各有各的长处。掌握外语不是没有必要,我认为非常有必要。但我要说的是另外一层意思,这就是吉大的特点,不仅仅是钻进去,更重要的是跳出来,没有跳出来就不是吉大哲学。吉大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跳出来。怎么跳出来?就是“笨想”,激活背景知识,抓住根本,面向事情本身。

第二,关于我的学问体验。

我想举个例子,关于我这两本书。有一次座谈,白刚问我,“孙老师,你这一辈子最重视的是哪本书?”我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结束,很难说哪本书对我最重要,但起码《哲学通论》和《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我认为对我很重要。现在谈谈我这两本书,我是怎么想的。

大家看中央四台的中国文艺,有一个栏目叫《向经典致敬》,虽然总的感觉不是很理想,但有几个很好。电视剧《红楼梦》、《三国演义》的总导演王扶林谈如何拍经典。《三国演义》大家都看过,都知道,王扶林说他究竟要拍什么——三个字,“英雄气”。《三国演义》被文学批评家们批评这、批评那,都不是《三国演义》的根本,之所以可以流传下来,就是王扶林说的三个字——“英雄气”。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尤其需要一种英雄气的想法和追求。它是一种文化。《三国演义》就体现了一种文化:“英雄气”。

怎样才能使电视连续剧有这种“英雄气”?——王扶林就是抓住《三国演义》的主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英雄气概油然而生,所以王扶林说,拍每集的时候让演员们先听,而且在拍片的过程中贯穿着这个曲子,都得显示出英雄气。英雄气要体现在英雄形象,所以王扶林说他的主要工作是找有“英雄气”的演员,让他活现关羽、诸葛、曹操,观众认为演得最好的是曹操。

通过王扶林讲电视剧《三国演义》,我反省自己,我是怎么创作的《哲学通论》和《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我对应来说,《哲学通论》的构思正好体现他所说的“灵魂”、“血脉”和“形象”。

灵魂是什么?现在写“通论”的很多,这也是通论、那也是通论,究竟什么叫通论?之所以叫“通论”,也就是说我要写的这本书不是“导论”、不是“概论”,而是我自己赋予特定内涵的“通论”。

《哲学通论》的灵魂是“通”。

我在构思的时候,的确有一个王扶林说的“灵魂”。他叫做 “英雄气”,我的《哲学通论》是一个字“通”,两个字是“通达”。有人说我这本书是哲学入门书,我感到非常地悲伤、悲凉、悲痛,怎么是本入门的书?的确不是一本入门的书,它不是。但它也要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哲学通论》就是“吊胃口”,而灵魂是“通、通达、通顺、通情达理”,所以说不是导论、不是概论,那并不是我想写的东西。

“概论”方方面面说一下,“中国哲学上篇”、“西方哲学中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篇”,这个可以叫“概论”。“导论”,哲学的功能是什么,哲学的对象是什么,哲学的什么是什么,我不是,我就是想让人们能够进入哲学的境界。《通论》的导言是“进入哲学思考”,这是它的灵魂。当然这里没有主題曲,但有一个和主題曲一样的血脉——黑格尔的“七个比喻”。

在我的《哲学通论》当中,如何把《哲学通论》写出来、写下去,我要达到怎样一个目的,究竟要讲什么样的道理?直到我把黑格尔的“七个比喻”串在一起,明白了,怎么才能通?我就讲黑格尔关于哲学的七个比喻:怎么就是庙里的神,怎么就是同一句格言,它怎么就不是教人思维的,它怎么就不是厮杀的战场,怎么就是花蕾、花朵和果实?“通论”是被它照亮。我在写每一章的时候,我都在想黑格尔是怎么想哲学的,这构成了整个《哲学通论》的血脉。

关于形象。《三国演义》有几个主要形象,50万字的《哲学通论》只有七章,旁支错节都被我砍掉了。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的历史演进、哲学的修养与创造,这是《哲学通论》的“问题”式、“范畴”式的“形象”。这七章都是以哲学之通达作为“灵魂”的,都是以黑格尔的“七个比喻”作为贯通的“血脉”。我想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来和大家说,如何真正写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哲学通论》快20年了,我想再挺10年也不会有问题,因为它有“灵魂”。它不是一般的导论、概论。

想要写一本真正能安身立命的东西,一个人一生写出一本好书真是太难了,20年后,如果再让我写《哲学通论》,我恐怕是写不出来,缺少当年的那种激情。那时候有种渴望,我正做教学副主任,我想改变中国的哲学教育。你的出发点是什么,那个立意是高的,我就要改变中国的哲学教育,我就不满意大家“假作真时真亦假”去看哲学,我就要想写出一个作品去征服别人。

《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它的“灵魂”是提供新的哲学解释原则,它的血脉是什么?这本书的“血脉”就是本体论、世界观、存在论这三者一致的辩证法。它所构成的形象就是我所提供的理论空间,也就是五大前提批判,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和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

一生写一本好书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有一本好书就能把你立起来,没有一本好书可能自己就永远也立不起来。现在我们学科每年这么多的博士论文,除了我写的《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和利天老师写的《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还有多少能够长时期的立得住?自己还能够不断从自己写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好多东西,当年能写出来,现在再写,至少《哲学通论》我是写不出来了,没有当年的血气方刚。像承担了一种重大的历史责任,像邹化政一样,写完这本书,真的像“打扫完战场胜利的战士一样”,《哲学通论》最后好几大段排比句,现在写不出来了。

第三,关于我们的时代。

我们现在做哲学研究,无论黑格尔说“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也好,还是马克思说“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好,有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握今天的时代。这里讲二个问题:

1.从特朗普当选和卡斯特罗逝世谈起

这是2016年具有时代表征意义的两件事情。特朗普和希拉里,人们常说是“疯子”与“骗子”、“草根”与“草尖”的“对决”,但是没有看到第三个问题——竞选与制度。法国革命有两大遗产: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法国革命的美国制度。通过特朗普当选,可以反思美国制度。

关于卡斯特罗,我提出三对范畴:英雄与时代、理想与现实、革命与生活。

卡斯特罗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强的形象——格瓦拉。格瓦拉自觉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后,离开了古巴,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革命是革命,执政是执政,所以他自愿的、主动的放弃了可以当官的职业生涯,只是做一个职业的、终身的革命者。这引发我们深刻地反思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如何在取得政权之后坚守理想信念的问题。

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它不是空洞的,起码从特朗普的当选和卡斯特罗的逝世,使我们深层反思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理解后殖民时代和后福利社会,特别是理解后殖民时代和后福利社会所凸显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能够把这同今天的生活联系起来的话,我认为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事件,背后隐藏着最深刻的理论问题。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一个做哲学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博大的人文情怀,没有强烈的现实关切,不要研究哲学,哲学绝对不是象牙塔里面的学问,从古至今没有一个是那样的哲学家。科学家为人们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家为人们激发生命的活力,政治家为人们开辟生活的道路,思想家为人们提供真实的思想。离开对于时代的深刻思考,不会有真正的哲学。比如说黑格尔,满嘴“纯有,纯无”,但他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是表达他的“时代精神”。用马克思的话说,黑格尔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生存状况。

2.当代社会思潮与当今时代精神

对当今时代,我总结为几句话,其中的含义请大家领会一下。五句话:

●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

●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

●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

●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

●人类精神家园的困惑。

这是我在90年代初概括的。当今的时代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第一位就是两级对立模式的消解。大家可以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思想去考虑。

我昨天和一个学生在一起交流,什么叫信息化?什么叫网络时代?信息化解决什么问题?无论就其传播的范围、传播的速度和它能够达到深层的东西,它首先解决两级对立模式的消解问题。两级对立模式的消解,这是最根本的。我在1988年写的《从两极到中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鸣惊人”,让中国学术界知道我了。这篇文章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关切,是因为我捕捉到这个时代最深层、最根本的变化,从两极到中介,不再是两极对立的思考问题。这是现代哲学的革命,也是当今时代的现实生活。最根本的变化在这。

时代精神主题化,引导文明形态变革,这是哲学的根本任务。

前些天到沈阳参加第十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我对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做了一个总结和概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刚写完的《时代精神主题化》这篇文章。

今年《新华文摘》转载了我三篇文章,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第一篇《标准与选择:我们时代的哲学理念》转在哲学栏里,第二篇《马克思与我们》转在政治栏里。我想借这个说明什么问题?一个人做学问,不仅仅需要有内在的充实,也需要有外在的肯定,所有人都如此。我今年70岁,我能在这慷慨激昂地说,那是因为我没有退休,内在的充实和外在的肯定是互动的,最好是一个良好的互动,不是恶性的互动。良性的互动,越肯定越来劲。要么越没人搭理,自己越觉得冷漠,越冷漠越没人搭理。得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实现良性的互动,特别是对于在座的老师、同学来说,是有现实意义的。

今年转载这三篇之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5篇。为什么《新华文摘》会转载我这么多论文?包括吉林大学在内,绝大多数的学校如果有两个A刊,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和《新华文摘》。吉大社科处组织讨论的时候,有人说《中国社会科学》作为A类我们没有异议,但是《新华文摘》作为A类,我们是有异议的。我觉得他没有想清楚一个道理,一个学者活在这个社会上,他所发表出来的劳动成果,可能有两个方面的重大价值:一个是最真实的学术价值;一个是发挥的社会作用。学术价值会有长远的文明史的意义,但它不见得有当下时代的迫切要求的意义。《新华文摘》的价值主要是在后者。

《新华文摘》转载量最高的,我的印象当中,是吉大哲学学科。不仅仅是哲学界,全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最多的可能就是吉大哲学学科。为什么?《新华文摘》是引领,它必然要发表现在最值得关切的,而且能够引导现在学术研究的文章。今年转载了我两篇之后,又转载了《哲学理念创新与文明形态变革》,这篇我没有想到。我认为《马克思与我们》是肯定转载的,因为它讲了马克思与我们的人生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标准与选择:我们时代的哲学理念》,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这篇文章里作了表述,引起了关注。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主题究竟应该是什么,下一步应该做点什么?——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哲学理念创新。这大概是转载第三篇文章的原因。

你们也按照这个思路去思考,不是有意为之让它转载而转载,而是你要有这种自觉意识,你写论文的时候,你要知道,我能够写一些带有引领性的东西。《新华文摘》转载了,但不是为了转载而转载,而是要想想为什么给你转载?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方面加以考虑,有可能把学问做得更好,也会更好地发挥研究成果的社会功能。下面,我谈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

在这次跟大家交流之前,我认真回忆一下自己30多年的学术历程,如何能够比较好地表述出我的研究经历,特别是对哲学的理解。我想选择其中我个人认为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九篇论文,讲讲我的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

●第一篇,《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发表的一篇文章,简单说是“三终极”,具体说是终极存在、终极解释、终极价值。副标题:作为终极关怀的本体论。对“本体”的理解,可以作为理解我的哲学研究、哲学思想最好的切入点。

●第二篇,《哲学的形而上学历险》,展开我第一篇论文提出的核心思想,以我对“本体”的理解来概括哲学史。这就是从“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到“知其不可而不为之”再到“知其不可而必为之”的过程。

●第三篇,《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把第二篇的内容抽取出三个最重要的,甚至可以把它叫做“三次哲学革命”。发给大家的我的文集续编之五的第一篇叫做《哲学革命:黑格尔与马克思》,将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两次哲学革命,作为切入点可能更好一点。

●第四篇,《关于真理的哲学——黑格尔哲学观及其哲学史意义》,专门谈黑格尔,也就是具体地阐述黑格尔所达成的哲学理论自觉,以及黑格尔哲学观的哲学史意义。

●第五篇,《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黑格尔的引申和发挥,特别是集中地论述了怎样理解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

●第六篇,《“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谈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重在理解马克思开辟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道路。

●第七篇,《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这是我要着重讲解的文章。

●第八篇,《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发表在去年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但这本书已在今年出版,就不细说了。

●第九篇,甚至是一篇没有完成的,还没有尽兴发挥,《标准与选择:我们时代的哲学理念》。

我粗略地回顾和总结一下自己的哲学研究历程,我个人认为对于我来说,为什么特别重视“三终极”这篇文章?我在学术界“一鸣惊人”是《从两极到中介:现代哲学的革命》,我为什么会选择“作为终极关怀的本体论”来谈我的哲学思想?为什么我从“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来谈我的哲学思想?

●我发现一个根本的问题,进入到8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哲学界开始反思哲学本身,但是我总觉得这种反思还没有落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而是一般性地追问哲学是什么、什么是哲学。那么,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哲学就是抓住根本也好,马克思抓住人本身也好,所有加在一起,哲学就是追本溯源的一种学问,这种学问应该体现什么地方?我痛切地感到必须重新理解哲学所追寻的“本体”。这是我的第一个出发点。

●第二个出发点,改编教科书的时候,重新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就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谁为第一性,而教科书把这个问题概括为本体论问题。教科书怎么能够把精神和物质谁为第一性概括为本体论的问题?如果在这意义上指认它为本体论,那么本体论本身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关系到对哲学的根本性理解。

●第三个出发点,从80年代中期开始,高清海老师在反省和批评教科书,梳理整个哲学史的过程当中,他提出一个最基本的说法:反对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说,我当时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绝非偶然,不是说我突然想到要写本体论,而是基于对于整个哲学史,对于统治整个中国哲学界的教科书,和吉林大学哲学学派的哲学变革,在这三个东西的聚焦点上,我有这样的想法:真正重新理解哲学,是重新诠释本体论。而《辞海》上说的非常明确,本体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所使用的哲学概念。这就更引发人们的思考,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哲学原理教科书又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归结为本体论问题?

今天到会的盛传捷是宋继杰的学生。他的老师专门编了厚厚两本关于本体论的研究,还有俞宣孟写的《本体论研究》,王晓升和陈学明写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本体论研究”,从来没有我关于本体论的观点。概述中国当代本体论的论文不计其数,几乎没有提到我关于本体论的观点。这当然不是说人家必须引用我的说法,而是说我对本体论的理解不同于其他人的阐释,因而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对于本体和本体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谁,像我那样谈问题的。这里触及到一个最根本,最深层的问题,这就是重新理解本体论和重新理解哲学的关系问题。我对哲学的理解,是以重新阐释“本体”为出发点的。

我为什么特别重视这篇文章?本来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俞宣孟那本书的名字《本体论研究》,我的博士论文《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其实就是本体论的前提批判。德勒兹写《哲学是什么》,认为哲学创新就是赋予概念以新的内涵。恩格斯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实现的根本东西是术语的革命。能否说“本体”就是系词be?按照这种看法,中国哲学不应该有本体论。我说我不懂外语,但我学了六年俄语,这里没有系词,那俄国哲学也没有本体论吗?我这是外在来说这件事情,深层的不在这儿。深层的是对哲学本身的一种追问,哲学何以存在?哲学之所以存在,在于我称之为本体论的追求。本体论是形上学的本质,在一定意义上说,形上学就是本体论。我对于古今中外所使用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观念和关于这个观念的本体论,既赋予了一种新的理解,又源于古今中外的哲学史。什么叫创新?创新离不开它所给予你的理论成果,但另一方面,必然是对它的重新理解和阐释,赋予一个概念新的内涵。而这个新的内涵有没有根据?我怎么提出问题的?我为什么会提出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这是我1991年写的,直接影响了我后来整个的哲学研究。在我看来,具体的理解和解释任何一个范畴或一种理论都需要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它的多义性、隐喻性和历史性,从而达到对它时代水平的统一性理解,这是我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九辑,杨晓写的那篇文章,《内蕴形而上学》,专门讨论我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看,想想我是怎样思考“本体”问题的。

哲学本体论的产生与发展,首先是与人类独特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样式联系在一起。我从马克思实践论的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人类作为实践的认识主体,其全部活动的指向与价值,在于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于人类来说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这是理解哲学的根本性的出发点。

具有历史展开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思维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理论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层次上,或在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理论思维的这种渴求,是一种指向终极性的渴求,一种终极性的关怀,这种终极性的渴求或关怀的理论表达构成贯穿中外古今的哲学本体论。如果说从两极到中介,比较朦胧地表达了我对现代哲学的理解,但深层次蕴含的到底是什么?从两极到中介的提出,现代哲学的革命就是本体的中介化,但如何理解本体?我是从人类存在出发,基于人类实践的人类思维,总是具有恩格斯所说的“就其历史的使命、可能和终极目标来说,它是无限的和至上的”。哲学理论表征了人类理论思维的无限性和至上性,而哲学理论表征的产物是哲学的本体论。这就是我最基本的理解。

为什么首先是终极存在?大家想想古希腊哲学,万物的统一性。接着是终极解释,大家看看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里说:人类全部知识要求的是一种概括,概括最终指向是一种终极的解释,概括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所以,黑格尔、胡塞尔为什么同海德格尔就不一样?因为海德格尔欣赏的是荷尔德林,人应当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而黑格尔和胡塞尔要建设纯粹的科学,是不一样的两种思路。而整个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都是叫做柏拉图主义也好、黑格尔主义也好、胡塞尔主义也好,总有一个深层隐含的终极解释为科学奠基。再进一步想,从苏格拉底开始,把整个世界哲学纳入进来看,为什么要指向终极存在,为什么要求终极解释?因为要获得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中自我肯定的终极价值,这就叫“三终极”。

对这些想法,你要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果你没有相应的理论思考,你就看不出来。“书读百遍,其义不见”。我最愿意引证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三形态”说,我更愿意引证马克思关于消解“神圣形象”,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论述,打开《马恩选集》就是这句话,谁都看了,但并不是谁都被这个论述所震撼。不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很多东西读过了很多遍,你没有那样一种理论背景,理论的洞察力,看不出它的真实好处。美是需要发现的,心中要有标准、尺度和根据,否则看不出来美或不美。

如何理解本体论?

●本体论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作为一种对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终极关怀,它可能达到的目标并不是它所追求的本或源;

●它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是否能够达到指向的终极解释、终极价值和终极存在,本体论追求的合理性在于人类总是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想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

●本体论追求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本体论就是本体论批判,本体论批判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就是哲学。这是我对哲学的根本性理解。

对于我这一生的哲学研究来说,从这种新的哲学理解,使我构成一种新的哲学的解释原则。从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是否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既源于文明史,又能够破解哲学史的解释原则,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把自己挺起来,可以说你有自己的哲学,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够、不敢于、也不应当说有自己的哲学。

这一篇大体上如果可以把握住的话,对于我的哲学思想,就能够了解。我的本体论既不是高清海老师反对的本体论思维方式,也不是邹化政老师的对逻辑支点的本体论寻求,我自己把“本体”视为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它是时代性的绝对与历史性的相对,因而是相对之绝对。起码对于我自己来说,对于我的哲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本体观念的变革。

我今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写的那篇文章,《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

●第一个谈的是哲学观变革;

●第二个谈的是世界观变革;

●第三个谈的是本体观变革。

但理解我说的哲学观、世界观的变革,关键是否理解我说的本体观变革。如果不理解本体观的变革,我说前面两个,肯定不理解。为什么人们说世界观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而我说世界观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因为他不知道哲学就是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或者他把本体论理解为实体的或逻辑的存在。

我提出这篇文章,提供了一种哲学的新的解释原则,从本体观变革达成关于哲学新的解释原则,又由这种解释原则来催生哲学观变革,从而构成《哲学通论》和《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把“本体观”更通俗、更简单的说,就是莫雷给我写的那篇采访《知其不可而为之》。哲学就是本体论,本体论是一种理想的指向性,是对构成思想的标准、根据和尺度的前提批判,因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跟I.伯林说的话一样,“社会躺在无人置疑的温床上睡觉,就会慢慢烂掉”。哲学有什么用?哲学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有作者说“过去是斗争哲学,是否定的辩证法。现在是建设哲学,应该变成肯定的辩证法”。马克思为什么说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就是否定的辩证法。哲学是干什么的?大家都不去挣钱的时候,哲学告诉你人首先得活着;当大家都挣钱了,哲学告诉你,光挣钱活着没意思。哲学的作用,最朴实的说,我给毕业生的题词就表现出来。你们毕业走向社会要做到三个“实”:

态度要现实,工作要踏实,精神要充实。

走到社会之后,态度能不现实吗?工作能不踏实吗?问题是你能保持精神充实吗?哲学就是引导你理性地对待现实,理想地改变现实,永远保持对真理、正义和更美好事物的追求。“知其不可而必为之”,阐述我对哲学最宏观的把握,这就是《哲学的形而上学历险》,也就是我比较重视的第二篇文章。

第三篇,《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在这篇里面不仅仅是把他们三者关联起来说,特别是对后形而上学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对“后形而上学”的论述。

第四篇,刚刚完成的一篇文章,《关于真理的哲学》,值得大家好好琢磨一下。重点是谈黑格尔的三个“三者一致”。不要理解为一个“三者一致”, 重点在后两个,就是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三者一致,真理的精神历程、概念发展和文明进程的三者一致。在《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哲学史讲演录》这三部著作中,黑格尔有三个并行不悖的阐述,人类精神现象诸环节的自我展开,人类概念运动诸环节的自我深化,人类文明进步诸环节的自我发展。我重点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概念规定的文明史内涵;

第二,概念规定的时代性内涵;

第三,概念规定的“现实自我意识”内涵。

我认为黑格尔最重要的是,他所实现的这个“三者一致”,尤其是最后一个,精神的历程、概念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的“三者一致”。黑格尔绝对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抽象”。黑格尔自己说得好,哲学是最敌视抽象的。从三部著作的一致性,也就是从《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哲学史讲演录》的“三者一致”来探索三种阐释路径的一致,才能真实的理解黑格尔“关于真理的哲学”。

第五篇,《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重点不在前面的论证,而在最后一部分的发挥。如果你不理解列宁的“三者一致”,并因而不理解黑格尔、马克思的“三者一致”,就会造成几个后果。现在学哲学的人不理解“三者一致”,就是直观反映论、就是素朴实在论,就是经验辩证法,永远理解不了哲学,特别是理解不了马克思的哲学。那篇文章重点不在前面,我要说的重点是如何从“三者一致”重新理解哲学。

想写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东西,太难了。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我就发表这么一篇文章,但是我讲了十年列宁的《哲学笔记》。如何理解“三者一致”,实在不好理解。读了黑格尔,不见得懂列宁说的“三者一致”。

第六篇,主要是谈马克思。《“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和《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我认为最起码应该引起关注。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辩证法,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列宁《哲学笔记》,说了那么长时间的黑格尔《逻辑学》,核心问题就是“三者一致”,但是 “三者一致”体现了哲学之艰难,不是很好理解,不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前提是必须要有背景。

什么叫专业?专业就是把名称变成概念,非专业就是把概念变成名称。

如何理解《资本论》,如何把《资本论》理解为存在论?确实是值得探讨。

第七篇,《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第一个,如何理解存在论的辩证法。我分别谈三个问题,存在、在者和此在。其中有一句话提示一下,黑格尔所揭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可以启发我们重新理解思维把握和展现存在的双重特性:“能动性”和“现实性”。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是两个关系:能动性和现实性。在黑格尔所揭示思维和纯粹的存在关系里面,能找到两种关系。

本体论的辩证法。思维的能动性,不仅在于它不断地构成关于“在者”的规定性,而且在于它总是追究“在者”何以存在的根据,总是指向“此在”何以存在的根据,正是这种追究和指向,显示了哲学意义存在论的一种特殊内涵——本体论。思维的能动性不光是构成在者的规定性,总要追究在者何以存在的根据,这表明有一种哲学意义存在论的特殊内涵,这个特殊内涵才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

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各自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们与辩证法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现在很多人都否定哲学基本问题,特别是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要求大家硬性接受我的想法,而是要对比分析一下,你觉得哪种说法可能更有一些道理,这才是一种哲学研究。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聚焦点所构成的辩证法理论。离开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辩证法就会沦为无内容的方法;离开辩证法,存在论和世界观就会成为相互割裂的实证知识。所以我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实质内容来论述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的“辩证法”。

黑格尔、列宁都强调:辩证法不光是方法,也是内容。怎么能既是内容又是方法?为什么人们常常把它当成工具和方法?因为离开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它必然沦为无内容的方法。反过来看,为什么人们把世界观理解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因为离开辩证法,存在论、本体论、世界观就会成为相互割裂的实证知识。这是吉大学生,尤其是博士生和老师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对存在论做出三点初步的规定。这里确实有根本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否合理,是否成立,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提出这种思路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其一,存在论是思维以存在为反思的对象,离开反思的自觉就构不成哲学意义的存在论;

?其二,思维反思存在的存在论,它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离开这个基本问题就构不成哲学意义的存在论;

?其三,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存在论,是反思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离开辩证法就构不成哲学意义的存在论。

因此,存在论就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存在论就是辩证法,而辩证法的实质就是思存关系。思存关系问题是决定哲学理论性质的问题,而不是哲学中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我们都是想哪个问题最重大?这就把决定哲学理论性质的“基本问题”与每个时代的哲学所关切的“重大问题”混为一谈了。因此,有人说到了马克思的“实践转向”应该变成人和世界关系是最主要的,很多人都写过类似的文章。80年代有人提出,主体和客体关系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类似比较多。今天肯定有人写,消费和生产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你觉得哪个重要就变成基本问题。问题在于什么是基本问题?基本问题决定它的理论性质。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使它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的,区别于常识、宗教、神话、艺术和科学的问题。我是这样来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的。

本体论不是关于思维规定的存在论,而是反思思维规定的存在论;不是肯定性的存在论,而是否定性的存在论;不是现实性的存在论,而是理想性的存在论。这种反思性、否定性、理想性的存在论,不是一般意义的“对思想的思想”,而是特殊意义的“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构成哲学意义的“本体论”,构成哲学意义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我为什么把哲学理解为思想的前提批判?为什么说思想的前提批判就是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黑格尔说哲学是反思,是“对思想的思想”的时候,他没有明确界定“对思想的思想”和“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关系,也没有厘清“对思想的思想”与本体论的关系。我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把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确认为“思想的前提批判”。

关于世界观,必须思考两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其一,不能“只是从客体或者是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观”,而必须“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去理解,把世界观理解为思维与存在辩证运动的产物。

●其二,不能只从“现实性”去理解世界观,而且必须从“可能性”去理解世界观。

“现实的世界”不仅是作为思维所把握到的“在者”而存在,而且是作为思维的目的性要求的“非存在”而存在。这是思维“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对立统一,更是思维实践基础的“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对立统一。人是现实的存在,但“人之为人”的特殊性就在于,人是把“理想”变为“现实”的存在,把“现实”变为“理想”的存在。这是人对世界否定性的统一,也是思维对存在的否定性统一。因此,哲学意义的“世界观”就不只是反思存在的“存在论”,而且是反思“思想前提”的“本体论”。这个“世界观”,就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它是把理想变为现实的人的目光,也是把现实变为理想的人的目光。理想与现实、真理与价值的相互规定,才构成作为人的目光的“世界观”。

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就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实质内容的辩证法,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聚焦点去透视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才能深切地理解以辩证法为实质内容的哲学。

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本体论,哲学就是辩证法,哲学就是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因此,哲学就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大家能够真实的思考一下,完全可以和我辩论。在一些学者否定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坚持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通过这种讨论,才能推进对哲学的理解。

第八篇,《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这篇文章和这本书的立意是把思想的前提批判具体地落实为理论空间,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信念、基本观念、哲学理念五个方面的前提批判。因为这本书已经出版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九篇,《新华文摘》今年转载的《标准与选择:我们时代的哲学理念》。我对这篇文章不是说满意与否,现在只是一个半成品,甚至半成品都不是,序言都不够,而是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决定了哲学的理论性质。如果从哲学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来说,是另外一个范畴——标准与选择。如果把马克思关于人的“三形态”和哲学的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理解“标准与选择”的意义:人的依附性存在要确立神圣形象,没有选择的标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要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弱化了标准的选择;什么叫做未来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标准与选择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微妙的平衡。所以,以“标准和选择”作为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才能够真实的显现出马克思的实践转向,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我在《哲学革命:黑格尔与马克思》这篇短文中提出:19世纪上半叶,人类历史的短短50周年,落后的德国先后产生了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两位伟大哲人——黑格尔和马克思,并因而相继地实现了两次具有文明史意义的哲学革命——黑格尔以“理性”代替“上帝”的“形而上学的完成”和马克思以“实践”变革“现实”的“形而上学的终结”。

黑格尔和马克思之所以成为具有文明史意义的哲学革命的命名式标志,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变革了人类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

●黑格尔以“理性”为内容而论证了人与世界的“和解”,论证了人的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融合”;

●马克思则以“实践”为基点而论证了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论证了人的历史活动所构成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继承”关系,集中地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二者所面对的都是空前的具有革命意义的“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任务是以“理性”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奠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任务则是以“实践”为资本主义的暂时性“揭谜”;

其二,二者所承担的哲学使命都是把“彼岸世界的真理”变为“此岸世界的真理”,然而,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黑格尔哲学是以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为内容而致力造就“有教养的现代公民”,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哲学则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而致力于“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其三,二者所要改变的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然而,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黑格尔哲学主要是致力于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以理性“代替上帝”,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哲学则是致力于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

其四,二者所要追究的都是“何以可能”的根据,然而,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黑格尔哲学,主要是致力于追究以“认识何以可能”基础上的“自由何以可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哲学则是致力于追究以“历史何以可能”为基础的“解放何以可能”。

黑格尔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完成”,马克思哲学则是“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赋予后者以反思理性的深刻性,后者则赋予前者以改变世界的现实性。理性的形而上学沉思被实践的形而上学追求代替了。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哲学及其所完成的全部的“以往的哲学”的革命——马克思创建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并开辟了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道路。对此,我想写上、下两篇;上篇,以“理性”代替“上帝”: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完成”;下篇, 以“实践”变革“现实”:马克思的“形而上学的终结”。

任何概括都是瘸腿的,对于最严肃的、最严峻的课题,做这么一个高度的概括,其合理性是值得质疑的,但我认为有这样一种概括,对于大家有一定启发,能够更好的以整个人类文明史和哲学史为基础,特别是以两位哲学伟人黑格尔、马克思为我们最基本的思考对象,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哲学。

我个人特别珍惜今天的聚会。我活了70年,我搞了半辈子的学术,总愿意与大家分享我对哲学是怎样理解的,我自己究竟怎么做哲学研究的,愿意把自己最深层、最真实的东西说给大家听。至于有多大价值,我也不知道。如果没有白白占用大家时间,你们觉得还值得思考,我就心满意足了。谢谢大家!

 

张盾:我早就意识到孙正聿老师生日的意义。今天特别明确强调生日的活动,有其特定的内容和特定的概念内涵,就是孙正聿老师刚才说的,他和我们每个人,除了见面以外,和在座每个人做一次特别深入的交流,我感觉是非常宝贵的。作为我自己来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孙正聿老师的东西,我全部认真地看过,他的《文集》和历年的“续编”都完整地保存在我的书柜里。我有一个感觉,我不一定能跟上孙老师的思维,孙老师的境界。关于本体论和存在论,关键就在于我们跟不上孙老师的境界和思维。但是,我也在尽力而为,今天孙老师讲的,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吉大学派。我自己从根本上算吉大学派,因为虽然我比较注重文本和细节,但是我更重视思想。我最近和田冠浩到复旦大学去参加“黑格尔、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的会议,深切地感觉到,我是吉大学派。从大处着眼,追求马克思所说的,追求理论的彻底性。我听他们发言,当时感觉我们的学问跟人家的一点都不一样,但是我并不觉得自卑和惭愧。

我做了一辈子,根本上还是吉大学派的“笨想”。孙正聿老师在生日的时候,把“吉大学派”提出来,非常的宝贵。

最后,祝孙老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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