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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干部选拔与德才兼备论  

2012-07-23 20:45:20|  分类: 工作思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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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选拔与德才兼备论

 (初稿)

选拔干部是推动社会和集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自古以来就有“选贤任能”、“举贤不避亲”、“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等这样的说法。今权且分析之,以供运用干部的人士参考。

使用干部通常有两种途径,从立场上看,一是作为领导(统治者)到到民众之中去挑选可用之人,称为“选”或“拔”;一是民众(被统治者)认为哪些人可以做他们的领导,带领他们和集体成长进步,称为“推”或“举”。观中国历史,从中国的文化出发,大部分的情况下在干部的使用中多采取“选拔”(也就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科举制就是最典型的范例,当然也有由下向上的“推举”之事,而此种“推举”也大多存在于有社会名望的人推举贤达的范围之内,很少有民众直接推举(中层向上层推举下层贤达)。而西方文化之下,自文艺复兴以来,因倡导民主与科学,在政治的领域内对干部的使用便走了另一路,就是大众民主投票决定干部的人选(基层直接推举成为上一层乃至高层)。

两种干部的产生方式孰对孰错、孰优孰劣呢?不能绝对的说孰长孰短,应该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今天的干部产生方式就不可以盲目低走西方的民主之路,或是死板地遵循传统的套路任由领导(管理者)“挑选”。简单的偏于一种理论都不是科学的,其理由如次:

第一、领导的“选”关键问题是从私利出发还是从公利出发就成了问题。所以古人的看法首先是领导的素质问题,要求领导首先是贤人、圣人,才能保证干部的选不出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拔”才能公正,但问题是既然是“拔”,就有了“矬子里头拔大个”的情况,而这“大个”也未必能够满足工作或实践的要求,也就是能否胜任的问题。所以民众也需要提高,需要有相应的觉悟和愿意成长的态度。东方文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个趋向问题,这个趋向就是“仁”,是真善美。有了这样的前提,也有否定了多数主导的原则,认可了真理与正确只是在部分人手里。

第二、“推”与“举”的关键也要求推举干部的人要对集体的发展有一客观和长远的认识,而大多数人很难具有这样的认识,世上的人大多只会考虑眼前的利益不会考虑长远。推举人也存在着为私还是为公的问题,因而需要领导有个判断。所以笼统的民主(把权力交给民众)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今天所谓的公选大多只是形式,于领导而言是不负责任,不敢担当的体现。西方文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没有趋向问题,只要是人的欲望,无论好坏,都认同。正因如此,依人性的本来面目看,大范围的民主并非是正确的选择。也就是多数并不一定代表正确。

第三、用人的部门和领导对所用之人的考察不是简单的事情。通常的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文章开头提到的古人“选贤任能”、“举贤不避亲”、“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大多遵循了这样的原则,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对能的考量还算基本有标准,而对“德”的考量已经泛化,似乎社会发展到今天,所有的人都已经大公无私了。事实上当今的道德水平已经到了私欲泛滥,是非、黑白、善恶、对错、荣耻不分的地步,不然的话何以需要国家领导人要提“荣耻”的地步呢?今日在使用干部上的问题是,“公选”大多只是听被选者其言不看其行的地步,尤其是“公选”若干个层面之下的干部,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比如某个省级领导选拔乡镇级的干部,凭借这样的“公选”真的能公平吗?我怀疑。况且,有些竞选乡镇级的干部也可以造出“亩产超万斤”的事来,我们听到看到的政绩工程还少吗?每一位竞聘的人都会说自己的道德如何光彩照人,如果领导与管理干部的部门不深察,就是失察。不但影响不好,还会造成恶劣的后果。2500年之前,孔子就在生活中得出经验,对人的认识要“听其言观其行”,遗憾的是似乎今人已经忘记了“观其行”这一点。这应该是领导与组织部门的大忌。而竞聘者的德是做出来的,绝不是说出来的。如果不考察竞聘者其德,哪里又能够很好地遵循以德为先的这一原则呢?不这样,让民众看“以德为先”也就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论述德才兼备的人, 自古及今的人不少。战国时期的荀子,北宋的司马光,清代的曾国藩,对德与才的认识与分辨足可以供后人镜鉴。

荀子有“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司马光有“德才论”——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所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也无所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清末名臣曾国藩就盛赞司马光德才论,并进一步发挥说:“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曹魏时期更有刘劭著成《人物志》一书,对识人、察人、用人做了精彩的论述,成为后世用人的经典名著。

荀子、司马光、曾国藩所论,谈的都是如何分辨德才,又如何使用人才的问题。以此见解,现代的干部问题,不是不可以民主,而是民主的范围要有个适当的界定。贤人、仁者要给足选举的权利,小人、国贼干脆就不能给予选举权。

总括见到的观点,在用人问题上应本着正确的用人导向,也就是古人所见的“正道”,有违正道的就应该考虑选举方式、选举权的问题。普遍性的民主并不能完全保证用人走上正道。民主应该有个范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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